电话那头,周曼宁说完这句就挂了。周承岳拖着轮子发偏的旧行李箱,站在机场出口的冷风里,胸口一阵阵发闷,忍不住弯腰咳了起来。

十二年前,他卖掉老房和五金门市,跟着女儿周曼宁、女婿赵启川去了美国,以为后半辈子总算有了依靠。

可癌症查出来后,他们只给了他一张回国机票,和一句去医院走医保。

周承岳原本以为,自己只是回来治病,没想到第二天站到收费窗口前,那张旧医保卡刷下去时,系统跳出来的第一行字,就让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

机场外的风一阵紧过一阵,吹得人眼睛发酸。出站口挤满了接人的人,拉横幅的,抱鲜花的,举着手机冲里面挥手的,吵吵闹闹,全是团圆的热气。周承岳却像被隔在外头,拖着个旧箱子,站在一根灰白柱子旁,半天没动。

他手机屏幕亮了又灭,灭了又亮,聊天框里孤零零躺着一行字——“我到了。”

那是两个小时前发给周曼宁的。

没人回。

周承岳把手机揣回口袋,手指却还留着一点凉意。他不是没想过再发一句,比如问她是不是忙,或者问她有没有联系国内这边的医院,可话在心里过了几轮,最后还是算了。周曼宁这几年脾气越来越急,他知道。尤其是她一忙起来,说话像赶车,句句都往前冲。自己这个时候再去追着问,只会惹她烦。

临上飞机那天,周曼宁站在厨房门口,一边看手机,一边像交代工作似的对他说:“爸,你回去先别乱花钱。国内医院流程多,你先去大医院,把医保弄好。能报销就先报销,别什么都自费。还有,检查资料一定收好,别丢了。你到了给我发个消息,我这边空下来再看。”

当时周承岳坐在客厅沙发上,肺里堵得难受,咳了半天,才点了点头。

他其实想问一句:“那你们呢?你和启川什么时候回来?”

可他终究没问出口。

因为他心里已经有数了。要是他们打算回来,就不会只给他买一张单程票。

出租车排队的地方风更硬,吹得他头皮都发麻。周承岳拎起箱子,刚往前走两步,胸口就又是一阵绞着似的闷。他停下来,弯着腰压了压咳意,嗓子里发腥,喉咙像被砂纸蹭过一样。

司机问他去哪儿,他怔了好几秒,才报出机场附近一家快捷酒店的名字。

不是不想回老城区,不是不知道那里还有几处旧地方能落脚,只是他这副样子,拖着病,拎着箱子,像个被赶回来的人。他不想一落地就让熟人看见,更不想被一句“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”堵得说不出话。

酒店不大,前台灯白得晃眼。小姑娘给他开了四楼尽头那间,门一推开,一股潮闷气先扑出来。墙纸有些卷边,窗帘边上有块泛黄的水渍,空调出风口积着薄灰。周承岳把箱子靠墙一放,坐到床边,腰刚弯下去,胸口那口气就像被什么压住了,堵得他连着咳了十来声,额头很快冒出汗。

他坐着缓了半天,第一件事还是去摸手机。

没有消息。

周曼宁没回,赵启川也没有。

周承岳看着屏幕,心里空了一截,可又不得不替他们找理由。忙,肯定是忙。美国那边和这边有时差,启川还要上班,家里两个孩子,大的要接送,小的还闹腾。他不能因为自己病了,就指望女儿女婿什么都停下来围着他转。

人老了,总会下意识给孩子找台阶。这毛病,周承岳自己也改不了。

第二天一早,他六点不到就起了。

天还灰着,窗玻璃上蒙着层雾,他先把昨晚翻乱的那叠资料重新理了一遍。美国医院的CT报告、翻译件、护照复印件、身份证、旧医保卡,还有周曼宁发给他的那张流程截图,全装进透明文件袋里。他把边角压得平平整整,像这样整理好了,事情也能跟着顺一些。

八点多,他到了市里那家肿瘤医院。

门诊楼里一进门就是消毒水味,取号机前排着长队,电子屏上的号码一行一行跳。周承岳挂了专家号,坐在候诊区靠墙的位置上,一边等,一边忍着胸口那股往上顶的咳意。周围人来人往,有家属拎着饭盒跑来跑去,也有人推着轮椅慢慢挪。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,没人多看他一眼,可他坐在那里,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
轮到他时,医生翻了翻他带回来的资料,脸色很快沉了下来。

“从现在的报告看,恶性的可能性很大,不能再拖。”医生手指点在片子上,语气很平,“先把增强CT、血项、病理相关检查都做了。结果出来后,看情况安排住院。”

周承岳听见“不能拖”三个字,心里先是一紧,随后脱口而出的却不是病能不能治,而是:“医生,这些能走医保吧?”

医生看了他一眼,没多说,只道:“先去交费,系统能不能结算,到窗口就知道了。”

他拿着单子出来,排到收费队伍后头。队挪得很慢,他手里的医保卡被捏得发热。那是一张很多年前办的卡,边角都磨旧了,卡面上还有一道浅浅的折痕。可这一路上,他把它当成最后那点底气。周曼宁在电话里反复叮嘱过,让他回国先走医保,国内看病便宜。她既然这么说了,那总归是算过的。

轮到他时,收费员接过单子和医保卡,先低头录入信息,然后把卡往机器上一刷。

机器“滴”了一声。

电脑屏幕闪了两下。

收费员本来很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。

周承岳心里咯噔一下,赶紧往前靠了半步:“是不是太久没用了?我很多年没回来,卡可能没更新。”

收费员没回答,只重新刷了一次。又输入了他的身份证号,接着皱起眉,转头叫了旁边的同事。

周承岳只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慢慢往下沉。他下意识开口解释:“这卡是真的,我以前一直用这个。我就是在国外住了几年,可能信息没同步——”

收费员抬头看他,语气公事公办,却带着点小心:“先生,您这个卡现在不能走医保报销。”

周承岳愣住了:“为什么?”

“系统提示,您属于国籍信息变更人员,当前无法按原居民医保身份结算。”

后面排队的人已经开始探头,有人低声催,有人把单子往窗口边上递。周承岳却像没听见,手扶着台面,脸上的血色一下退了下去。

“你说什么?”他声音都飘了,“我听不懂。什么叫国籍信息变更?我就是本地人,我身份证在这儿,户口也在这儿,我怎么会不能报?”

收费员把卡退给他:“这个我们这边改不了,您去医院医保窗口问问,或者去市医保服务中心查一下源头数据。”

源头数据。

国籍信息变更。

不能报销。

这几个词一个个砸下来,周承岳脑子都木了。他拿着单子和卡,往旁边让开一步,身后的人立刻补了上来。他站在大厅角落里,盯着那张旧卡看了半天,怎么都想不明白,自己明明是在这座城里出生、长大、做生意、交医保的人,为什么刷个卡,会刷出这种话来。

医院医保窗口给他的答复,和收费处差不多。

“不是简单断缴,也不是卡过期。系统上游信息有异常,医院这边处理不了,您得去医保中心核实身份。”

周承岳站在窗口前,耳边嗡嗡响。

他第一反应还是给周曼宁打电话。

电话响了很久才接,她那边很吵,像是在外面。周承岳强压着情绪,把事情说了个大概:“医院说我医保不能报,说我是什么国籍信息变更人员,让我去查源头。曼宁,这怎么回事?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,随即传来周曼宁有点不耐烦的声音:“应该是系统问题吧。你先自己再问问,我现在忙,晚点说。”

“不是,他们说——”

“爸,我真有事,先挂了。”

电话断了。

周承岳握着手机,半天都没回过神。大厅里人声嘈杂,叫号声一遍遍响,他却像被丢进了一团棉花里,什么都隔着一层。最后他只能把单子折好,塞回文件袋里,想着明天再去医保服务中心。

那天晚上他没怎么睡。

酒店的被子有股洗不净的潮气,他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。天花板上空调的红点一直亮着,像一只没闭上的眼。胸口一阵阵发闷,咳得厉害时,他得捂着嘴侧过去,怕把枕头都沾上味。可身体再难受,也没心里的乱来得厉害。

他把这十二年翻来覆去想了一遍。

2011年那会儿,他在老城区守着一家五金门市,门面不宽,却稳稳当当。店里螺丝、水龙头、胶布、灯头、扳手,一样不缺,平时街坊邻里修个水管换个插座,都爱来找他。生意不算大富大贵,可日子过得去。他手上还有一套老房,怎么说,也算给自己留了个窝。

后来周曼宁在美国站稳了脚跟,就三天两头劝他过去。

“爸,你一个人在国内守店多辛苦。美国这边医疗好,环境好,以后养老也方便。你把房子和店处理掉,过来跟我们一起住,我和启川照顾你。”

她打电话这么说,视频也这么说。赵启川在镜头另一边也总是一副好女婿样,劝他过去享福。周承岳开始舍不得,毕竟房子是半辈子的念想,店也是几十年一点点熬出来的。可架不住女儿一回又一回地说,说得他心也松了。再加上那几年,他身边不少老同学也在说,孩子在国外有出息,老人过去跟着享清福,听着就体面。

于是他咬咬牙,卖了房,盘了店,跟着女儿去了美国。

那时候他是真觉得,后半辈子有靠了。

谁能想到,十二年后,靠山没靠住,自己反而是被一张单程机票送回来的。

第二天一早,他去了市医保服务中心。

大厅里灯比医院还白,塑料椅一排排钉在地上,办事窗口前排着号。周承岳领了号码,坐在角落里等,膝盖上放着那只透明文件袋,两只手一直压着,像怕里面的东西一不留神就散了。

轮到他时,窗口里是个三十来岁的女工作人员。她接过卡和身份证,敲了几下键盘,脸色就变了点。接着她又刷卡,又核身份证,又切页面,最后起身去叫了个男的出来。

那男人胸前挂着工作牌,写着胡建民。

胡建民没急着说话,先对着屏幕看了一会儿,又问周承岳:“你出国几年了?”

“十二年。”

“中间回来过吗?”

“回来过一次,后来就少了。”

胡建民点点头,让他进里面的小咨询室。

屋子不大,墙上贴着医保政策宣传页,一张桌子两把椅子,空气里有股纸张和打印墨的味道。胡建民坐下后,把电脑页面调出来,语气很平:“从现有记录看,你这边存在国籍退出相关信息。也就是说,你已经不具备原居民医保参保身份。”

周承岳一时没反应过来:“什么意思?”

“意思就是,系统里显示,你十二年前办理过国籍变更相关手续。”

“谁办的?”周承岳声音猛地拔高,又自己一愣,“不是……不对,我没办过。我怎么可能办这个?我身份证在,户口也在,我一直都是中国人。”

胡建民看着他:“如果你有异议,可以查更早的材料来源。但就医保系统这边看,当前状态就是这样,医院没法给你按原来的身份报销。”

周承岳的后背一寸寸发凉。

他坐在那里,忽然想起刚到美国那会儿的很多事。

那时候他语言不通,生活上的事几乎都靠周曼宁安排。她常常从外面抱回一大摞表格,往餐桌上一铺,指着签名的地方让他写字。

“爸,这页签一下,这页也签一下。你别看了,看了也看不懂,签完我拿去办手续。”

周承岳那时候英文一个字不认识。她说是什么,他就信是什么。签居留,签保险,签银行,签税务,签医院材料……反正都是“为了以后方便”,他也没多想。自己的女儿,还能害自己吗?

他没想到,这个念头会在十二年后,突然像把刀一样掉头扎回来。

从医保中心出来时,周承岳站在门口台阶上,风一吹,整个人都在发空。他扶着栏杆,手背上的青筋都绷了出来,过了好一会儿,才再次给周曼宁打电话。

这次接得不算慢。

“爸,我在忙,你说。”

周承岳咽了口唾沫,嗓子像磨过一样疼:“他们查了,说我十二年前办过国籍变更手续。曼宁,这到底怎么回事?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。

然后周曼宁开口了,声音很冷:“那些文件,不都是你自己签的?”

周承岳一下僵住:“我看不懂英文啊。那时候那些纸,不都是你拿来让我签的吗?”

“那你也是自己签的。”她直接把话顶了回来,“现在你先别揪这个,先想办法看病行不行?”

“你明知道我——”

“爸,我这边还有事,先挂了。”

电话又断了。

周承岳举着手机,慢慢把胳膊垂下来,整个人像被人一下抽掉了骨头。他心里那点“也许是系统搞错了”的侥幸,到这会儿算是彻底碎了。碎得很静,没有轰地一声,就是一点一点往下沉,沉得胸口都发疼。

接下来几天,他像被推进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走廊里。

医院催检查,医保中心让查源头,社区窗口说他们帮不上这个忙。他一趟趟跑,鞋底都磨得发软,得到的答复却没什么变化。可以治,但先交钱。想报销,先证明你还是原来的身份。可要怎么证明,没人给得出一句实在话。

到第四天,他手里的钱已经开始让他心慌。

酒店要续住,检查要交费,吃饭要花钱,后面一旦住院,押金更是个大口子。他把钱包里所有卡都翻出来,一张张查余额。那一串数字看得他眼皮直跳。不是一分钱没有,可真要按医院的流程走下去,这点钱根本不够烧多久。

更难堪的是,他发现自己这些年在美国,很多经济上的事其实都不明白。银行卡开在谁名下,保险怎么买的,税报了没有,退休金怎么处理的,他都说不清。周曼宁让他签什么,他就签什么;让他把钱放哪里,他就放哪里。现在人回来了,事落到自己头上,他才发现自己手里抓得住的,少得可怜。

第七天上午,酒店前台打来电话,说有个美国寄来的快递。

周承岳听见“美国”两个字,心里一下就提了起来。

他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怕,而是抱了点希望。也许周曼宁终于想办法了,也许她寄来了当年的手续,也许里面有证明、说明,或者律师给的补救材料。哪怕只是个有用的线索,也比他现在这么瞎撞强。

他几乎是立刻下楼去拿。

纸箱不大,却压手。寄件地址在洛杉矶。周承岳抱着它,胸口闷得更厉害,可脚下反而快了。他没回房间,直接抱着箱子打车去了医保服务中心。

窗口那边本来不肯帮忙,说私人快递不能随便拆。周承岳站在那儿,抱着箱子,声音都有点发抖:“我不是让你们替我处理,我就是怕里面是跟身份有关的材料。要真是重要文件,我自己看不懂,怕耽误事。”

胡建民后来被叫了出来。

他看了看周承岳,又看了看那箱子上的寄件地址,沉默了一下,才说:“拿去资料核验室,当场拆吧。”

核验室很小,顶上一盏白灯照得桌面发亮。工作人员戴上手套,用小刀沿着封口慢慢划开。箱子里没有衣服,也没有别的杂物,最上面平平整整放着一个透明文件袋。

周承岳盯着那只袋子,心里说不清是紧还是怕。等文件袋被取出来,推到他面前时,他伸手去拿,指尖都在发凉。

最上面那页纸抽出来的一瞬间,他先是愣了一下。

不是他以为的“恢复证明”,也不是当年办手续的原件。

那是一份正式文件,抬头是中英双语,下面排着密密麻麻的条款。他先看见自己的名字,端端正正印在最上面。再往下一看,日期不是十二年前,而是一个月前。

一个月前。

也就是他在洛杉矶查出肺癌、准备回国之前。

周承岳手一抖,纸差点从指间滑下去。

他英文看不懂,可最下面那行签名他认得。那是他自己的字,一撇一捺,他闭着眼都认得出来。更刺眼的是,见证人那一栏里,写着周曼宁。

胡建民在旁边看了几眼,没把整份念完,只挑最关键的意思说给他听。

这是一份确认书。

上面写得很清楚,周承岳已知晓自己十二年前办理过国籍退出相关手续,已不再具备中国居民医保参保资格;此次回国就医,其检查、住院、治疗等全部费用由本人自行承担;周曼宁、赵启川仅协助转送病历和安排回国,不承担相关医疗及经济责任。

每一条都像钉子。

每一个字都往他胸口里楔。

那一瞬间,周承岳终于想起了一个月前的场景。

那天他刚从医院回来,整个人烧得发昏,咳得站都站不住。周曼宁把一叠材料放到餐桌上,语速很快:“爸,这几张是病历转送的,这几张是保险那边的,还有这页也签一下,不然国内那边接不了。快点,律师还在等。”

赵启川站在边上,也在催:“爸,你先签,签完我们还得把资料传过去。”

他那会儿连眼前的字都看不清,手里被塞了支笔,周曼宁手指点到哪儿,他就在哪儿写了名字。一张接一张,他只想赶紧签完,好回房间躺下。

谁能想到,那里面夹着这么一张。

他不是没怀疑过女儿在瞒他什么,可他怎么都没想到,她连这一层都提前算好了。

周承岳拿着那份确认书,站在核验室里,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干净。半晌,他才把文件塞回袋子,拉链拉了两次才拉好。

出来以后,他站在走廊尽头,给周曼宁打电话。

这一次,周曼宁倒接得快。

“你寄来的是什么东西?”周承岳声音哑得厉害。
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:“你看到了?”

“那份字据,是不是你让我签的?”

“爸,你别这么说。”周曼宁呼出一口气,像是在忍,“美国这边治疗费用多少,你不是不知道。律师说了,情况得提前说明白,不然以后说不清。你自己签了字,现在再问这些还有什么用?”

周承岳喉咙发紧:“你明知道我回国走不了医保,还让我回来?”

“那不然呢?”周曼宁声音也冷了,“三十几万美金的治疗方案,你让我和启川怎么办?家里有孩子,有房贷,有一堆开销。我们已经给你买机票了,病历也全整理好了,你还想怎么样?”

“所以你们送我回来之前,先让我签了这张纸?”

“这是律师建议的。”她说,“爸,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。你总不能什么都压到我们身上吧。”

周承岳站在那儿,只觉得耳朵里发嗡:“我看不懂那些字。”

“可名字是你自己签的。”周曼宁一句一句,像石头砸下来,“你不能现在出事了,就什么都算到我头上。再说了,你本来就不是国内医保身份,回去能不能看成,谁也不能保证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跟我说先去走医保?”

电话那头静了一瞬。

紧接着,周曼宁没接这句话,只生硬地丢下一句:“我这边忙,你自己先处理吧。”然后挂了电话。

这一次,周承岳没再打回去。

他站在医保中心门口,风一吹,眼眶竟然发热。不是那种嚎啕的哭,就是心里像塌了一块,塌得太重,压得人连眼泪都来得慢。

他忽然觉得,自己这十二年像在别人搭好的桥上走,走着走着,以为那桥稳得很,谁知道到了最中间,桥板早被人抽掉了。他一脚踩空,到这时才发现,原来下面什么都没有。

那天下午,他翻出了通讯录里一个号码。

老陈。

以前五金门市隔壁做电料生意的老邻居,也是他几十年的熟人。

号码拨出去的时候,周承岳心里其实挺难堪的。可电话一接通,听见那边熟悉的嗓门,他还是没忍住,喉咙一紧。

“老陈,是我,承岳。”

老陈先是一愣,随即声音都拔高了:“你回来了?你人在哪儿呢?”

周承岳没把所有事都说透,只捡着能说的说了些。老陈听完,沉默了几秒,然后直接道:“别住酒店了,你过来。店后头还有间小阁楼,先住着。人先稳住,别的慢慢说。”

这句“先住着”,差点把周承岳心里的那口硬气一下顶碎。

他当天下午就退了房,拖着箱子去了老城区。

街还是那条街,只是老了些。路边的招牌换了不少,原来卖早点的摊位挪到了街口,修车铺前多了两辆电动车。老陈的店还在,门口挂着灯管和电线卷,卷闸门边上蹭得发亮。老陈头发白了大半,看见他站在门口,先是愣了一下,接着什么都没多问,伸手把他的箱子接了过去。

“上楼,先歇口气。”

阁楼不大,顶斜着,床也窄,靠窗放着一张旧桌子。可比起机场边那家潮冷酒店,这地方像个能喘气的窝。老陈烧了壶热水,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,往桌上一放。

“里面有五万,先拿去看病。”

周承岳一怔,赶紧摆手:“不行,我不能——”

“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?”老陈眼一瞪,“以前我周转不开的时候,你替我垫过多少次货款?现在你有难,我给你搭把手不是应该的?别废话,先把检查做了。”

周承岳盯着那张卡,眼睛一下红了。他张了张嘴,半天也只说出一句:“老陈,我这次回来,是真没想到会这样。”

老陈叹了口气,拍了拍他的肩:“人啊,到这岁数,什么事都能碰上。你先把自己顾住,其他的以后再说。”

第二天,老陈陪着他去了医院。

周承岳把医保走不通、手上钱不够、住不起酒店这些情况,全跟医生摊开了。医生听完,沉默了一会儿,重新帮他排了检查顺序,把最急的先做,能缓的暂时往后压。

“你这个情况,先把病理和基因结果弄出来。”医生说,“路先别走死。不是所有治疗都得一步到位,咱们先看哪条最合适。”

缴费的时候,周承岳拿着卡,手还是停顿了一下。

老陈在旁边只说了一句:“刷吧,钱没了还能想办法,命耽误了就真没了。”

这句话糙,可周承岳听着,心里反而定了点。

几天后,病理结果出来了。

肺腺癌。

这三个字,医生说得平静,周承岳听进耳朵里,还是觉得脑子发空。可紧接着,医生又说了一句:“目前看,还不算最糟。等基因检测出来,如果匹配上,可以先用靶向药控制。”

就是这句“不算最糟”,像在黑里头给了他一小点亮。

基因结果等了几天,最后真配上了。

医生说可以先口服靶向药,观察一段时间反应,再决定后续方案。不是说从此就轻松了,可至少不是一下被判到头。周承岳坐在诊室里,听到这话时,绷了十几天的肩膀,终于慢慢往下落了一点。

从医院出来后,老陈问他:“现在什么打算?”

周承岳低头看着手里的单子,隔了很久才说:“先治病。至于别的……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

老陈没追问,只说:“想好了就去做,别急。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把身体稳住。”

那天下午,他去了法律援助中心。

接待他的律师把医保中心的查询记录、那份确认书,还有医院病历都复印留档。律师看完材料后,推了推眼镜,说得很直接:“短时间内,医保这条路很难走通。你现在首要的是治疗。至于这份确认书,它至少能说明一件事——周曼宁、赵启川在送你回国之前,明知道你不具备国内医保报销资格,还提前做了责任切割。后面如果你要主张相关责任,可以再走程序,但不建议现在把精力都耗在这上面。”

周承岳点点头,把原件一张张收回文件袋里。

这些天,他像是被人从一个很深的梦里硬生生推醒了。醒来以后,很多事情都变得很清楚,也很难看。比如女儿这些年嘴上说的是照顾,心里算的却未必是那回事;比如自己一直以为是一家人,总归会在大事上互相兜底,可真到了要命的时候,纸上的签名比血缘还快一步,先把门关上了。

半个月后,第一盒靶向药拿到手。

周承岳坐在老陈店后头的小木凳上,把药盒拿在手里看了很久。外头是老城区熟悉的动静,卷闸门拉起时哗啦啦的响,电动车从门口擦过去,远处早餐铺的大锅里还在冒气。这样的声音,他年轻时嫌吵,如今再听,却觉得踏实。

他掏出手机,点开那个置顶了很多年的聊天框。

最上面还是周曼宁当初发的那句:“爸,你先把医保弄好,国内治便宜。”

周承岳盯着看了好一会儿,手指慢慢往下滑,最后把备注从“曼宁”改成了“周曼宁”,又把聊天框的置顶取消了。

整个过程很短,做完以后,他心里却像轻了一点。

不是不疼,也不是原谅了,而是到这一步,他终于明白,自己不能再把命、把钱、把后面的路,都压在那个隔着太平洋的人身上了。

这个冬天,他依旧住在老陈店后头的小阁楼里。白天去医院,晚上回来吃点热乎饭,按时吞药,咳得厉害时就坐在窗边慢慢缓。病还在,费用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,往后能走到哪一步,他其实也不知道。

可跟刚下飞机那天相比,他心里有件事已经不一样了。

那时候他还在等,等女儿回消息,等医保恢复,等有人告诉他,一切只是系统弄错了。

现在他不等了。

周承岳把第一粒药咽下去的时候,窗外正好起了风,吹得老旧窗框轻轻响。他端着杯温水,坐在那张窄床边,忽然就想明白了——往后这条命,别人愿不愿意替他扛,是别人的事;可他自己要不要把它抓住,是他的事。

他已经六十岁了,病来得不讲理,亲情碎起来也一样不讲理。

可再怎么着,只要这口气还在,他就不能先松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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